一如过往，今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国际古书展仍是“星光灿烂”，来自世界各地的古书商带来许多令人屏息、目不暇接的精品，但我得说，此次古书展最耀眼、气场最强的“巨星”，当属十六世纪纽伦堡印制的首版《天体运行论》，作者哥白尼率先在书中大胆提出地球与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太阳才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说”或“地动说”，否定了长期以来宗教与科学界所认定的“地心说”或“天动说”，亦即地球为宇宙中心、太阳与行星围绕地球转。此理论自公元前一世纪亚里士多德时就已倡导，因公元二世纪埃及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发展成系统，日心说因此又称为“托勒密体系”。《天体运行论》被西方公推为十六世纪最重要的出版品，前两版（1543、1566）一直是藏家欲求的极品，第二版价格比较“亲民”，古书展、拍卖行较常见，一般价格20万美元上下，有时甚至不到10万美元，取决于书况与来历；但首版甚少流通，全是百万美元起跳，2008年6月纽约佳士得拍卖了一本，成交价高达221万美元。古书展这册品相佳且有来历，标价250万美元，由以专精科学数理古籍的丹麦索非亚珍本书店（Sophia Rare Books）经手，店主克里斯汀·威斯特苟（Christian Westergaard）具有哥本哈根大学数学系硕士文凭，曾在丹麦最老的古书店任职12年，他在2009年创立了这家高档的古书店。

1543首版的《天体运行论》，最著名的木刻图显示太阳为宇宙中心。Courtesy of Sophia Rare Books

看过诸多珍贵古籍，但不是常能遇见首版的《天体运行论》，与索菲亚古书店主人一起捧书合照留念。

近年来《天体运行论》前两版的价格会节节上涨，与美国天文学教授欧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1930~2023）有极大关联。由于《天体运行论》艰深又枯燥，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在1959年一本颇畅销的天文发展史之书《梦游者们》（Sleepwalkers）中提到《天体运行论》是一本“无人读过的书”，金格里奇为了反证此说法，从1970年开始，历经三十载全球追踪（含北京）、审阅现存的前两版《天体运行论》，并由每本书的装帧、藏书票、书页手写评注的内容与字迹，辅以相关信件、拍卖记录、文献档案等等，探查过去四百余年来，谁曾拥有或读过此书，结果发现伽利略、开普勒、亚当·史密斯、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全名第谷·布拉赫，通称第谷）等人皆在列，另外，如金格里奇所言，也不乏“圣徒、异教徒、无赖汉、音乐家、电影明星”。

金格里奇教授在美国耶鲁大学拜尼基图书馆审阅馆藏的第一版《天体运行论》。Photo by Eric Long, permission of Owen Gingerich

2002年金格里奇出版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评注普查（1543年纽伦堡版与1566年巴塞尔版）》（以下简称《普查》），整理出他历年来参阅的601本《天体运行论》（初版276本、次版325本）的详细资料。2004年，金格里奇又以生动的笔触将此过程写成回忆录《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里面除了精彩的天文史与层层解密过程，还穿插了古今科学家的恩怨情仇，此书因而成了畅销书，连我这个对天文学外行的人也读得津津有味，尤其读到他与一些我认识或熟知的古书商打交道时，更是倍觉亲切。至于《普查》这本书，则成了学术圈、图书界、藏书家、古书业、拍卖行必备的参考书，尤其是后两类人士在撰写《天体运行论》的图录时，一定会参考、引用此书，索非亚的图录也不例外。

《普查》记录了金格里奇教授三十余年全球查访《天体运行论》前两版的详细资料。

《无人读过的书》不仅是最佳的科普读物，也是书话的代表，已有两种中译本。

除了哥白尼这位天王巨星，索非亚的展位还有佐证、补充、发扬其理论的伽利略、开普勒，前者的《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632年首版，以下简称《两大体系对话》），后者的《鲁道夫星表》（1627年首版）都是天文学界的名书，定价分别为25万、9.5万美元。另外还有影响这几位大师的经典——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索非亚展出的是1482年最早的印刷本，标价37.5万美元，是最知名的摇篮本之一。此拉丁文印刷本被翻译成诸多语言，迄今印行至少上千种不同版本，成为数理教育的基础。《几何原本》被誉为史上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教科书。这些著作又影响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著作，例如培根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笛卡儿的《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莱布尼茨的《论组合术》（Dissertatio De Arte Combinatoria，1665）、牛顿的《光学》（Opticks，1704）等，索非亚也展示了前述几书的首版，价格由16.5万到近40万美元不等。

《几何原本》1482年最早出现的印刷版，开篇文字配上几何图形与华丽的木刻装饰图。Courtesy of Sophia Rare Books

《两大体系对话》大力反驳地心说，卷首装饰版画，描绘苏格拉底与托勒密、哥白尼三人的假想对话。此书因通俗受欢迎，次年被罗马教廷列入《禁书目录》，作者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Courtesy of Sophia Rare Books

看到这些以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英文印制的古老“天书”，不禁令我想起明末清初的西洋传教士。为了与士儒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以利传播基督福音，西洋传教士不仅换穿儒服、戴儒冠、勤学中国的风俗、文字与语言（官话、方言），更采取迂回策略，引介并翻译西方较先进的书籍。若由1582年利玛窦入华算起，古腾堡印刷术已发展超过一个世纪，欧洲出版业发达，传教士们陆续带着印刷书来华，其中不少类似索非亚展出的天文数理类书。利玛窦在1605年5月12日发给罗马耶稣会阿耳瓦烈兹神父的信上如此写着：

最后我有一件事要向您请求，这是我多年的希望，迄今未获得回音。此事意义重大，有利传教，那就是派遣一位精通天文学的神父或修士前来中国服务。因为其他科技，如钟表、地球仪、几何学等，我皆略知一二，同时有许多这类书籍可供参考，但是中国人对之并不重视，而对行星的轨道、位置及日、月蚀的推算却很重视，因为这对编纂历书非常重要。我估计，中国皇帝每年聘用两百人以上，花费很多钱，编纂历书，且成立钦天监专司此职；目前中国使用的历书，有大统历与回回历两种，对推算日月蚀，虽然后者较佳些，但均不准确。

虽然我没有很多关于天文的书籍，但利用部分历书和葡萄牙文书籍，有时对日月蚀的推算较钦天监所推算的还准确，因此当我对他们说我缺少书籍，不能校正中国历法时，他们往往并不相信。所以，我建议，如果能派一位天文学者来北京，可以把我们的历法由我译为中文，这件事对我并不难，这样我们会更获得中国人的尊敬。

希望您把这件事向总会长神父美言几句，因为这件事对中国非常重要，这是举国上下一致的希望，派遣一两位精通天文历书者前来中国，长驻北京，因为其他城市缺乏助力。并请务必提醒他们，携带必要的书籍。

利玛窦翻译了不少书，最知名的当数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徐光启合译并出版《几何原本》前六卷，我们现今使用的许多数学语词都来自此译本。如同利玛窦在次年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的一封信中自豪地提到，他因此“甚获中国士大夫的景仰”，但由上封信里可看出，他念兹在兹的其实是能介入中国历书的编纂。

在利玛窦的恳请下，罗马总会的确遣来一些擅长天文学的传教士，可惜利玛窦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逝世，之后十多年虽有传教士如熊三拔、庞迪我一度短暂参与修历，但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三次上呈《参远夷疏》，指控传教士为“狡夷”，批评他们“诞妄不经、惑世诬民”，在反天主教派的压力下，朝廷下令将传教士驱逐至澳门，此反教案持续了七年之久。

标题为《利玛窦西泰与徐保禄光启玄扈》的著名版画，出自1667年拉丁文版的《中国图说》（ China illustrata）。徐光启号玄扈，教名保禄。

利玛窦批评大统历对日月蚀推测不准确，此为大明嘉靖三年（1524）刊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Courtesy of Library of Congress, World Digital Library

传教士大规模正式修纂中国历法得等到明思宗上台，亦即末代皇帝崇祯。小时候我们上的简单历史课所留下的刻板印象，就是此君治国无方，弄得流民李自成造反、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以致断送了大明江山，四面楚歌下只好找了棵树上吊自缢，以死谢罪。他在北京景山的自缢处现已成了观光景点。可怜的崇祯，这就是后人给他的标签，但鲜有人知晓或提及在他任内完成的《崇祯历书》，连他在维基百科的中文词条都不见此功绩。

话说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年6月21日）发生日食，钦天监的预报错误，而朝臣徐光启使用的西法却准确，崇祯因此帝命徐光启主持修历，徐光启先后召集了龙玉华、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四位传教士协助。后三位初次入华时，曾与二度入华的先辈金尼阁带了大批天文观测仪器及七千卷书，其中邓玉函还是伽利略的友人，汤若望稍早（1626年）则参考西方著作编写了《远镜说》，应是中国最早关于西方光学理论之书。历书由崇祯二年（1629）开始编写，年迈的徐光启于崇祯六年末（1633）去世，所幸工程已近尾声，且他生前已指定李天经接手主持，次年（1634）即完成，成为中国首部引进西方天文学理论编纂的历书。

《崇祯历书》每卷皆列出修纂者的人名，此卷由徐光启督修，撰订者为三位耶稣会士，另有两位访举（学官）协助测算。Courtesy of BnF, France

《崇祯历书》这两页提了几位知名天文学家托勒密（多禄某）、喜帕恰斯（系巴科）、巴德倪、哥白尼（泥谷老）、第谷的测星结果，文中最推崇的是第谷，称他的测星“其法为独密”。Courtesy of BnF, France

明清改朝换代后，务实的汤若望把这部《崇祯历书》略作修改，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呈给清廷，顺治二年（1645）颁行，汤若望并出任清朝第一任钦天监监正（等同天文台台长）。相信吗，之后近两百年，此掌握天机的五品官位几乎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乾隆帝（名弘历）时期，因避其讳，历书又易名《新法算书》并收入《四库全书》，现今亚洲不少国家遵循的阴历都源于此。

我因好奇《崇祯历书》的内容，查阅《四库全书》所收录的版本，发现其中大量节译西学，托勒密（多禄某）、亚而封所（阿方索十世，Alfonso X，1221~1284）、哥白尼（歌白泥、谷白泥、泥谷老）、第谷、欧几里得等人的代表作与观测数据不断被引用，前四者还被推为“西洋治历名家”。托勒密《至大论》（又译为《天文学大成》）十三卷与《天体运行论》六卷的纲要被列出，伽利略（加利勒阿）以望远镜（1609年首先制出）发现木星有四颗卫星之书（意指1610年的《星际使者》）也被提及。但全历书提最多、赞誉有加的是“第谷与其门人”。

《几何原本》前六卷中译本早期版本，此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刊本。Courtesy of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Division, Chinese Rare Books

1588年第谷提出了一种折衷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的宇宙模型，主张“地球是静止的，太阳与月亮绕地球转，其他行星则绕太阳转”，通称为“第谷体系”或拗口的“地-日心说”（geo-heliocentric system），在当时颇受欢迎。由于十七世纪初时，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在观测上的精确度比不上第谷，因此《崇祯历书》采用了当时测量较准确的第谷体系。另外，无可否认的，是宗教考虑。由于《圣经》中提到地永不动摇、太阳会转动，这与日心说（地动说）明显冲突，且罗马教廷在1616年将《天体运行论》列入《禁书目录》，面对如此景况，传教士们不管心里怎么想，绝不可能公然宣传“异说”，也因此他们把《天体运行论》原来阐述太阳为宇宙中心、地球绕太阳转的第一卷纲要，仅用“天动以圆解”五字含混带过，言下之意表示天动、地不动，完全不是哥白尼的主张，整部历书避谈地球绕太阳，坚称地体不动为“正解”。但他们至少还是大量引用《天体运行论》书中的数据与多项观测记录，并尊哥白尼为名家，不至于完全封杀。

以彩色图表显示第谷体系，简单易懂。绕地球旋转的星球标示在蓝色轨道上，绕太阳旋转的物体标示在橘色轨道上。via Wikimedia Commons

现在一般人鲜少听过第谷，毕竟他的“改良式地心说”早已被扬弃，我是因十年前读了金格里奇那本《无人读过的书》，才留心这位聪颖过人、心高气傲、性格怪异、系出几代贵族世家的丹麦天文学家。此君是望远镜发明前，以裸眼观星最知名的欧洲天文学家与仪器设计者，1576年得到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的赏赐与资助，成了哥本哈根外海汶岛（Hven，十七世纪前属丹麦管辖，现为瑞典所有）的领主，并在那重金建造了天文观象台，取名“乌拉尼堡”（Uraniborg，纪念希腊神话中主司天文与占星、手持天球仪与圆规的缪斯Urania），是当时欧洲第一个客制化的大型观象台，拥有诸多第谷改良、设计的天文观测仪器。他定居在岛上与助手们二十余年持续观星、做记录，1584年又建立一个较小的观象台，名曰“星堡”。此外，他还在岛上设立活字印刷工坊与制纸厂，出版自己的著作，以确保研究成果不会事先被泄漏。

第谷50岁时的油画像，仔细看看他的鼻子是否有点怪，请看文后附注说明。Courtesy of Skokloster Castle

乌拉尼堡天文观测台版画图，手工上色。

星堡天文观测台版画图，手工上色。

1597年第谷失宠于继任国王，只好举家流放到异乡，两座观象台搬不动，但带走了仪器与印刷机，另谋出路。次年（1598）他出版了《重整天文学之第谷仪器》（Tychonis Brahe Astronomiae Instauratae Mechanica，以下简称《第谷仪器》），此书详介他傲人的仪器与汶岛的观象台，并以二十余幅细致版画辅助说明，强调当时天文学多有错误、基底不稳，为了能修正并臻完美，他耗力耗神耗财打造出精巧的天文仪器，并表示若有人真的能像他一样以高度兴趣、极致劳苦，依他书中所写打造天文台与仪器，他乐见其成并期待有所超越，睥睨一切的姿态与雄心在在显示他的霸气。事实证明，第谷仪器不仅日后在欧洲被广泛复制，甚至影响了中国。《崇祯历书》就列出了他的主要仪器（测高象限仪计六式、黄赤道经纬度仪计四式、浑球大仪计一式），并个别略述尺寸、材质与样貌。

《第谷仪器》含许多天文仪器的版画图，最后一张显示固定在墙上的大型四分仪（象限仪）。

日后汤若望的接班人南怀仁掌管钦天监，为北京的观象台设计、监制了铜制的大型天文仪器六件，前后耗时五年，于康熙十三年（1674）完成，同年出版了《新制灵台仪象志》说明，最后两卷《诸仪象图》显示南怀仁设计的仪器虽具浓浓的传统中国风，含有祥龙、瑞兽、云纹等装饰元素，但可看出原型大量参考了《第谷仪器》一书。这六件天文仪器八国联军时曾遭法、德两国士兵瓜分，后来幸而被归还。

《诸仪象图》中的北京观象台，台上的六件大型天文仪器由南怀仁设计。

南怀仁设计的天文仪器。

第谷为了寻求赞助，在《第谷仪器》的前言将此书敬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如此示好终得回报，次年（1599）他成为皇家数学家，迁移至布拉格并在邻近建立新的观测台，来年（1600）雇用开普勒为助手，协同他为鲁道夫二世编纂最新、最精确的星表。谁知第谷1601年10月就去世，开普勒旋即被任命为新的皇家数学家，他与第谷家族、皇室多方协商后，接收了第谷数十年严密紧守的大量天文观测数据与资料，经由繁复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开普勒三大定律，前两定律出现于1609年出版的火星观测之书《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书中提到火星的运行轨道是椭圆形，而非圆形，并推论所有行星都各自沿着椭圆轨道绕太阳转。《崇祯历书》在提到火星部分时，就采用不少第谷与开普勒（格白尔）的观测成果，文中写道：“后世之士益敏学如第谷，二十年中心恒不倦，每夜密密测算谋作图法，未竟而毙，其门人格白尔续之，著为火星行图一部分五卷七十二章。”此处所言的“火星行图”正是《新天文学》（但章节数写错，应为70章）。

1627年，开普勒终于出版了第谷未完成的《鲁道夫星表》，取代了以前的星表，此书想必也成为清朝传教士们的参考书之一。但无论是此书或《新天文学》，开普勒都采用哥白尼的日心说，舍第谷体系，第谷的观测数据最终推翻了自己建立的体系，但却成就了开普勒，科学的进程又往前迈进一大步，因此他依然是科学史上的标杆人物。《崇祯历书》正好把这些欧洲天文学界的巨星们全都聚集在一起，宛如一部西洋天文学小百科，当然也有人会批评为大杂烩。

《鲁道夫星表》的卷首插图，画中央出现的人物是第谷与哥白尼，左下方坐在书桌前的是作者开普勒。此图细节二十余处藏玄机，剑桥大学的历史与科学史系特别建了个网页 Starry Messenger一一说明。Courtesy of Sophia Rare Books

不得不说，若没有西洋天文数理学家的著作当后盾，就没有后来这段东西方朝廷与教廷发生紧密连结的传奇。明末清初传教士们携带入华之西洋书，历经动荡流离，十九世纪后期集中于俗称北堂的北京西什库天主堂，之后转移至中国国家图书馆，尚存约四五千册。查阅1949年出版的《北堂图书馆目录》，可发现前述提及的初版《鲁道夫星表》与第二、第三版的《天体运行论》，1985年金格里奇曾亲访北京查阅这三部书；此外藏书还包括托勒密、第谷、伽利略、开普勒、莱布尼茨、笛卡儿、牛顿等人的好几种著作，当然还有诸多十六至十九世纪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几何原本》。

近年来有学者查证 ，明末清初传教士预测天文并非次次皆准，他们选择性删除了测不准的记录，以巩固名声与地位，这其实说明了神职人员毕竟是人，不是神，但这难以抹灭他们曾经的付出，遥远的中国因而沾了欧洲科学革命挥洒出的雨露，东西方的文明透过历书、天文仪器因而有所交集。无论动机为何，我总佩服他们以惊人的意志，万里迢迢经由陆路、海路，绕了大半个地球，面临风浪、疾病、船难、海盗等诸多险象，往往过了一两载才抵达澳门，之后常驻中国，既要侍奉天主，又要侍奉天子，还得应付朝野保守派的仇视，前后几次的反教案，汤若望、南怀仁都曾入狱，有些还被处死，他们得在宗教、科学与政治间时时谋求平衡，真是难！多数人再也不曾返回故土，如今他们早已被一般欧洲人遗忘，反而是在中国留名。

1735年的《中华帝国全志》有此版画，左边的利玛窦手持地图，汤若望（中）与南怀仁周边环绕许多天文仪器，象征他们对宗教、天文、地理的贡献。

今秋预计访北京，我想去藤公栅栏墓地，凭吊长眠在那的传教士，之后再登观象台欣赏古老的天文仪器。最后且最重要的，是希望能阅览北堂藏书，说不定还能从书页中发现一些他们遗留下的印记。虽然这些书目我在欧美的图书馆特藏区几乎都能调阅，但毕竟不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们经手的书册，像我这种对书有特殊情结者，没有什么比摩挲一本本古书、追想那一段段东西方交会的历史，更能触动心弦了。

后记：

2019年写《访书回忆录》时，经由全世界可能经手最多次《天体运行论》首版的美国传奇古书商乔纳森·希尔（Jonathan A. Hill）的介绍，我与金格里奇教授联络上，主因我在书里提到他的事迹，希望能使用他的两张照片，另外还问了几个问题，他不仅迅速回答并给予照片使用权，由于版面限制，书上仅用了一张在美国拍的。这回把另一张访中国国家图书馆时，由他夫人拍的照片也放上。金格里奇教授去年过世，谨以此文纪念这位精彩的天文学研究者、推广者与古书侦探家。

1985年，金格里奇在天文学者翁士达与时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李佩珊陪同下，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查阅北堂藏书。Photo by Miriam Gingerich, permission of Owen Gingerich

附注一：

《天体运行论》1543出版，1566年再版，问世七十余年后，因伽利略的传播而广受注意，导致1616年被罗马教廷列入《禁书目录》，禁止流通，直到把日心说作为事实陈述的文句删除或修正为假设理论，方可传阅。不受罗马教廷管辖、位于低地国的阿姆斯特丹于次年（1617）出版了第三版，1620年教会才颁布十处须修正的内容，北堂藏书的第二与第三版《天体运行论》是由金尼阁与招募的传教士1618年自欧洲启航时携带入华。1758年教宗非正式解禁《天体运行论》，允许天文学者自由讲述日心说，这个气息很快也吹到中国，使得两年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曾为圆明园的建筑与景观设计者），在献给乾隆帝的《坤舆全图》上，首度公开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1835年，距离出版近三百年，《天体运行论》正式由《禁书目录》移除，这自然是因为科学家们一个个接力赛产生的影响力。

附注二：

历史上，第谷的鼻子与他的体系同样有名。他二十岁时因酒后与人争吵谁的数学最好而决斗，结果他的鼻子被削去大半鼻梁，以致终生戴义鼻（用黏剂固定的假鼻）。有不少关于他义鼻的版本，有人说材质是金或是银，有的说是两者的合金，有传记家甚至写他有十余个替换，我看了不禁发笑，这好似女子出门挑首饰搭衣裳。多年来不同版本的第谷肖像图，往往在鼻子上各自发挥。2010年，一个丹麦与捷克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从第谷的尸骨、头发、遗物采样分析，发现头颅部位有铜的痕迹，因此有人推断第谷多半应该带铜制义鼻，毕竟轻又价廉，至于金或银的义鼻，是保留给重要场合的。另外还有人推测这义鼻可能不是金属，而是其他材质，但以肤色颜料涂上，因为根据他的一些油画像，鼻子部分与周围肤色落差不大，如此推论只怕忘了人像绘图往往经过美化，特别是第谷的贵族身份，更得要维持他的“尊容”。

其实2010年的科学鉴证，主要目的是想查证长久以来的一个臆测，认为第谷是被毒死的，有几人被列为嫌疑犯，连开普勒也被点名，说他是为了夺得第谷的珍贵数据而下毒手，整个事件的源起又与百年前的一次验尸有关联，整个过程颇为曲折戏剧化，足以拍成一部迷你剧，等未来有机会再叙。总之，最后的检测报告宣布第谷的遗骨与遗物找不到足以致死的毒剂，否定了开普勒是凶手的可能，暂且让流言打住。无论生前或死后，第谷总是引人注目，天文史因他增添了不少趣味与话题。

第谷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