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7日至8日，“城市中国的脉络与走向：北京史与上海史的对话”学术研讨会暨第五期史林工作坊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明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院、《史林》杂志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界、期刊界的60余人济济一堂，推动北京史与上海史的交流与对话，为构筑更加多元立体的城市史图景提出自己的尝试与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缘起，其中提交的论文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建筑学等不同学科，包含政治、文化、社会、市政、建筑、书写、服饰、绘画等多个议题，突出体现出城市史学科的鲜明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史林》副主编叶斌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及《史林》杂志的历史。他认为，上海与北京反映出走向现代的不同道路，但都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二者的对话必定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成立

本次会议共设置六场小组讨论，共25篇论文报告依次进行。

第一场讨论聚焦近代京沪两地社会群体与政府角色的互动。杜丽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通过分析北京中央医院在不同时期依赖北京与上海获得经费的现象，揭示出京沪城市地位的变化，论述城市医院的运营与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鞠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探究了近代北京内城的当街庙和警察系统的兴起，指出当街庙历来与北京城内基层治安体系有关。以当街庙为礼仪标识的明清至现代北京警察制度，呈现为黄宗智先生所说的“第三领域”，是中国传统城市中社会治理的突出特色所在。彭雨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整理了中薗英助侨居北京期间见诸报章的作品。她以刊于北京日侨文艺杂志《燕京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大烟奇闻》为中心，分析了作品中的文学地理坐标与底层民众的跨域流动，探讨了中薗英助的“同时代”北京书写对华北沦陷区中国民众的生动记述，以及对日本侵华战争及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的讽刺与批判。蒋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基于HistText的技术手段，挖掘并对比了上海商业精英的基本信息，认为该群体的基本属性在晚清至南京政府时期几乎没有改变。这种特殊的稳定结构，是中国社会运行逻辑与近代上海特有的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针对《申报》语料库的挖掘结果说明了上海的商业精英及其组织常常超越自己的业务范围，充当起“半”政府的角色，参与到大量政治、外交、社会等非经济类事件之中。

第二场讨论主要围绕近代北京的政治变革及文化演进展开讨论。刘亦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新中国科学普及制度创立与演进的视角下，着重考察了1954年开始的北京天文馆的筹办、建设和运行历史，思考其如何推进新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他指出北京天文馆的科普宣传反映出冷战格局下的意识形态竞争以及外太空竞争。熊志鹏（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认为在民国北京城市书写中，骆驼因异乎寻常的外貌姿态、精神气质，以及行路时产生的驼铃声，与北京的城市意象、生活、性格、精神等诸多方面建立起特别的联系，并最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下被建构为“古城”的象征符号，成为民国北京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贺天行（北京大学中文系）将周作人的时事发言与伦理姿态放回1928年北京易帜前后的话语场域，通过北京易帜前后周作人的时事发言，指出其以批判性的时事发言介入历史，形塑出易代之际前后不移的伦理想象。周氏不久后正式宣布“闭户读书”，与三十年代北京“文化古城”的既定氛围形成参照。任耀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察了1948年初平津学生反迫害风潮与鼎革前夕的北平社会，认为此时不同的社会群体已在暗中经历着一场关乎信任的革命预演。政府、教授、民主党派和普通学生等不同群体，均陷入一场彼此猜忌的迷雾。他指出此次反迫害风潮的骤然而起、倏忽而终，抗争有余、扩大乏力等特点，显露出鼎革前夕的北平知识分子社群，经历了一种从传统的学缘信任网络，向政治型信任网络的过渡和抉择。

第三场讨论侧重清末民初北京的社会管控、舆论传播、满汉交融等问题。吴世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清末北京探访局的制度流变和侦探职能予以钩沉，指出探访局虽为因应反清革命、缉捕革命党而设，但与专门化的“政治警察”尚有距离，而探访局侦探的活动被大众传媒揭露后成为公众舆论批评的对象，恰恰暴露了清政府借新政以消弭革命的事实。王鸿莉（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着眼于旗籍报人文实权清末十年的报业踪迹，指出其完整呈现了庚子后京师一地的报业起伏和舆论转换，与清末新政相表里。张临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以北京的藏传寺院庙会为切入点，考察了清初至近代的庙会分化及其对城市生活的激活，同时庙会凝聚的边疆旧机构、关系网又阻碍城市转型，凸显清皇家遗产、边疆民族、寺庙带给城市的保守性格。李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北京导报》为核心材料，探讨了民国时期京津地区英文报纸的跨国性与本土性，指出报纸的资本背景不一定与国别属性挂钩，并就出资人与独立性、报纸与文人交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发。陈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围绕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进行了介绍分享，深入探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史研究中的“增进共同性”转型，并结合北京的“首都”和“地域”特性及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实践，分析了北京地区民族史的研究方向。

会议现场

第四场讨论以近代京沪两地的物质文化史为核心。仇泰格（故宫博物院）结合清宫文物及旧报刊文献，考察了旗袍的起源及其在民国上海的流行。张文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晚清京津沪电报局为视角，探讨了三地的机构关系与区域关系，指出电报局之间的接线连通，在国内与国外、国内地方与地方、京城与地方之间打通了联系，亦打开了一套新的格局。刘源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电灯认知、电力照明机构和城市照明文化三个方面，对比了清末民初京沪两地的电灯照明及其文化反响，指出来自西方的新式照明用具在过渡时代引起的物质和文化层面的多重反应，并非机械或瞬间的，而是复杂和渐进的。陈子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研究细致聚焦于北平光复后的龙须沟整治问题，指出龙须沟问题在近代以来并没有被忽视，而人民政府正是将以往政权数次整治而未果的难题迅速加以彻底解决，才是对新生政权更为强有力的塑造，也是真正回应好了龙须沟这个时代之问。

第五场讨论聚焦京沪两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与城市转型中的叙事。不同于过去学界较为注重元大都作为“理想城市”的一面，王子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分析了元大都在城市建造和规划布局中的游牧性因素，指出元大都的两面性影响了当今北京的城市面貌。刘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尝试以天坛功能的演变对北京城市近代化进程进行考察，指出民国政府对天坛功能的改造，是政府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理念的投射，同时也改变了民众对天坛政治象征意义的认知，促进了近代中国人国民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生成。李梓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从华洋两种“渔村变都市”叙事入手，关注近代上海“渔村——都市”叙事在西人群体中的演变及其对中国人历史观念的影响。刘婧（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关注王安忆《天香》在“文学上海”中的异质性，指出小说通过重新审视上海史观、提供具体的地方经验所构筑的多元现代性视角、坚持民众视角和日常史观，辩证二元论的认知框架等方式，为当代小说的地方书写提供了新经验。

第六场主要围绕近代上海的政权建设与文化生活展开讨论。刘雅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通过梳理清末民初上海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权力属性，分析自治机构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关系，考察自治权力的实际运作，指出国家权力通过对自治权力的授权、吸纳，促使基层政权向科层化的官僚体制方向发展。崔灏（湖北美术学院绘画学院）以建筑史和美术史的角度切入，通过从表达物象和创作技法两方面解构这一时期上海“都市建筑”油画的现代性，发掘其在现代美术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和对当下艺术创作的启示。李启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关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的区级政权建设问题，指出区级机构因兼具双重性质导致了行政上的混乱，随后针对此问题展开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受到行政体制内部矛盾的牵制而效果不佳，进而反映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面临的政权建设难题。张胜（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时间为线索，探讨了上海小三线企业中工人文化生活的建构情况，他指出，从小三线初建时期、发展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工人文化生活由企业主导下以备战、“革命”为中心的外延娱乐转向工人的自觉实践。

会议现场

会议总结环节由王建伟教授主持，发言者非常踊跃。崔灏强调了美术史应该多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同时，美术史的介入也拓宽了城市史研究的更多可能。张临希分析了国家首都因素对北京史研究的深刻影响，提出要增强现场感，通过走进北京的城市与乡野，加强对北京城市地方特性的基础认识，并提示更多关照华北经济圈等周边区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从学术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要让年轻学者有充分的、发散性的对话，不拘于现有的学术论文机制，多多借助研讨会等良好平台探索交流互动的新形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湛晓白立足城市与人的关系，指出城市史研究不应把某座城市视作中心，应该关注和讨论个体对城市的进入和逃离，探讨其背后反映的文化和社会心态。蒋杰指出，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也常常成为全国的历史，在这一基础上，建议北京史在研究理路上突出地方特色，在方法论上重视鲜活的人，关注城市市民文化和烟火气息。刘婧认为，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都需要对研究对象抱有更多真实的生命体验，在固有学科体系中保持一些鲜活的冲动，提升学科活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康建议，北京史和上海史研究应尝试超越城市史本身，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观察城市之间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丽媛从出版行业经验出发，表示城市史是一门有生命力的学科，大众读者积极关心、反馈良好，研究和普及是研究者和出版业从业者共同的社会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兴涛总结发言。他希望学界同仁继续支持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北京史研究事业。北京史和上海史的对话意义重大，二者各有特色，北京史研究要学习上海史发展经验，并继续探索兼顾地方性和国家性的研究路径；同时，历史与文学、艺术密不可分，感受城市也需要多种视角，要继续加强多学科交流碰撞，保持开放心态，共同推进城市史研究绽放学术光彩。

本次研讨会为北京史与上海史的交流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北京史与上海史的交流互鉴做出了深入思考与探讨。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对于近代城市发展道路的梳理与阐释不仅是城市史学科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北京而言，当代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众多现象都可以从近代演进脉络中找出线索与源头。北京史与上海史的比较并非要分出高下，而是要呈现差异，互相参照，彼此借鉴。不理解近代北京与上海的独特发展路径，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道路。作为20世纪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城市，相关研究者应加强学术对话与互动，共同携手，推动整个中国城市史学科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