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不仅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方式日趋多样和残忍，以色列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形式和冲突性质也是花样不断翻新，进而使长期受战争、冲突、恐怖主义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困扰的中东陷入了更加复杂的安全困境，也不断冲击着国际社会的道义和心理防线，同时也给国际法和战争法提出了许多新挑战和新课题。
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携带的传呼机发生爆炸，造成12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18日下午，黎巴嫩多地又发生对讲机爆炸事件，央视新闻援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最新消息，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爆炸已造成20人死亡，450多人受伤。尽管该事件的爆发反映了黎巴嫩真主党在安全防范上的严重漏洞，但以色列毫无底线的做法仍令国际社会深感震惊。
当地时间2024年9月18日，黎巴嫩巴勒贝克，无线通信设备爆炸现场。视觉中国 图
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因通讯设备爆炸遭到打击并造成人员伤亡，无疑体现了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新形式、新特点、新挑战，导致战争与民事生活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尤其是其暴力威慑效应更加直接，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带有“国家恐怖主义”的色彩，也凸显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和安全机构在打击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的极端性。
黎巴嫩真主党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既反映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深刻矛盾，并必将导致双方矛盾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也将对中东地区安全、供应链安全以及国际法、国际政治伦理等方面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暴力政治的复活与蔓延
首先，中东政治暴力不断复兴高涨且花样不断翻新，以色列与反以抵抗力量之间的冲突大有常态化、生活化、社会化、普遍化的泛滥之势。
在历史上，暴力政治一直是中东政治的恶劣传统之一，暗杀、绑架、劫机等恐怖暴力手段层出不穷。在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历史上，无论是以色列五花八门的准军事组织和安全机构，还是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方面的激进民族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有过滥用暴力的不光彩历史，其中也包括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血腥暴力。但伴随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深化，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全球反恐的加强，中东的政治暴力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但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相对衰弱的中东政治暴力再次被激活并大有不断蔓延和扩大之势。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以色列的极端军事报复和血腥杀戮，绑架、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行动大行其道，都是中东政治暴力泛滥的表现。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虽然中东冲突在物质层面是高技术的较量，但在观念层面越来越回归古老的血亲复仇和部落主义等野蛮的冲突形式。
真主党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无疑是更加特殊的一种政治暴力形式，尤其是它不区分战争与民事生活并对无辜平民造成严重伤亡的做法，特别是它所造成的严重社会恐慌，不仅极大地恶化了黎巴嫩的社会安全环境，也将进一步加剧真主党对以色列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导致双方的冲突循环升级。
以色列无所不用其极的偏执
其次，真主党通讯设备爆炸事件表明，在打击反以力量方面，以色列已经走上无所不用其极、无所顾忌的政治偏执，这将导致以色列与真主党以及伊朗、哈马斯、胡塞武装等反以力量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特别是以色列与真主党冲突的升级和长期化。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面对哈马斯以及伊朗、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反以力量的挑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战时内阁的核心战略是对伊朗领导的“抵抗阵营”予以最大限度的打击，并且毫不妥协地回应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在此过程中，对哈马斯的雷霆重击、轰炸伊朗驻叙利亚领馆、对伊朗本土进行打击、在伊朗首都以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等方式强力打击伊朗、飞机赴也门上空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轰炸、对黎巴嫩真主党袭扰边境进行强力报复，都是以色列战略意志的集中体现。
黎巴嫩真主党通讯设备爆炸引发大规模人员伤亡仍是以色列打击反以力量战略意志的集中体现。在哈马斯遭到重创后，打击不断威胁其北部边境安全的真主党是以色列酝酿已久的战略安排，甚至是继1982年和2006年两次入侵黎巴嫩以来的长期战略考虑。在以色列看来，打击、重创乃至消灭真主党不仅关涉以色列的边境安全，更关系到斩断伊朗威胁以色列安全最强有力的左膀右臂。《以色列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沙战事放缓，以色列军方已加强了其在黎巴嫩边境的兵力部署，其中包括强大的陆军师第98师。报道称，第98师拥有数千名士兵，包括伞兵步兵部队、炮兵和经过专门训练以在敌后执行任务的精锐突击队。第98师曾参加过加沙最激烈的战斗，曾在南部城市汗尤尼斯（哈马斯的据点）开展行动，进攻给哈马斯战士造成了重大损失。
从未来一段时间看，以色列将在美国大选结束前继续保持加沙、黎巴嫩方向的冲突，希望把冲突延续到美国大选结束，并寄望特朗普当选后使美以关系更加有利于以色列。因此，以色列无疑将继续执行对“抵抗阵营”的打击，而力量较强、对以色列安全威胁最为直接的真主党无疑是其打击的重要对象。在美国大选前，根据需要选择与真主党、哈马斯以及伊朗之间的冲突、对抗程度，既保持一定冲突烈度进而撬动美国，又不至于引发美以关系的严重分裂，有可能是以色列的策略所在。
不断弥漫、扩散的深刻危机
此外，以色列通过操控真主党通讯设备打击真主党的恶性事件，不仅对中东政治和安全的消极影响巨大，而且在国际法和战争法、供应链安全、国际政治伦理等方面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自2010年以来，以色列已通过人工智能“绘制”真主党的地理位置。军事分析家伊莱贾·马格尼尔告诉半岛电视台：“通常情况下，每场战争中，第一次攻击都是针对指挥控制基地，而以色列人这次攻击的是控制中心，也就是通讯中心。破坏通讯在任何战争中都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敌方）军队的主干。”事实上，在此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中，以色列并非简单打击军事指挥和通讯中心，而是通过无数真主党成员乃至普通民众携带的通讯设备把战场冲突延伸到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场所。
从国际法和战争法方面看，通过通讯设备制造爆炸事件无疑构成了需要国际法进行定性的问题之一，也是继无人机、人工智能之后国际冲突中出现的又一难题。尽管从一般国际法意义上无疑应是禁止和打击的非法行为，但由于其取证高度困难，在现实中恐很难对其进行追责。在当今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处境下，它无疑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难题。
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是通过对真主党的供应链进行介入和控制实施了对真主党的打击。这是更令人担心的恶劣先例，它导致军事与经济民事、冲突与和平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也成为在技术变革时代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新灰色地带。可以预见，以色列很可能继续对伊朗、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反以力量供应链进行干预和破坏。尽管以色列在范围和规模上会高度谨慎，也不会对中东的供应链构成系统性威胁，但这种恶劣做法无疑使供应链安全更加脆弱，如被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使用则危害更加难以想象。
从国际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国际政治伦理、国际道义的底线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国际道义的严重危机都在巴以冲突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以色列通过干预和破坏通讯设施打击的不仅仅是真主党本身，更为恶劣的是它把战场无限制地前置到黎巴嫩国内经济、社会领域和民众生活中，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这是政治伦理、战争伦理严重堕落的体现。
总之，伴随巴以冲突的长期化及其外溢形式的多样化，巴以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民族冲突范畴，尤其是以色列在推行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政策方面的一意孤行和政治偏执，在政治、安全、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酿成了一系列不断弥漫、扩散的深刻危机。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