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张倩楠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野猪闯入人类活动领域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一口吃食。” 南京众智防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单庆理，是一名“野猪猎人”，对野猪习性了如指掌，“从现在开始，由于山林中食物短缺，加上发情期来临，南方进入野猪活动高峰期，一直到春节后进入繁殖期，野猪‘下山闯祸’的情况才会逐渐减少。”

2024年10月27日，南京“机械师因处置野猪入侵高铁线被撞身亡”的悲剧发生。同日下午，另一头野猪闯入南京一酒店大堂，匆忙逃跑时撞上了玻璃门。

悲剧何以发生？人类如何应对？

野猪为何成为南京 “常客”？

野猪“闯入”人类生活并不鲜见，背后是多地野猪泛滥的缩影。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统计，野猪在我国28省份有分布，数量200万头，已不存在生存威胁，且很多省份数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26个。

根据南京园林部门公布的野猪种群最新数据，南京的野猪密度，从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24头增加到2023年的4.43头，已经远超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通知》要求的“在南方丘陵地带种群密度按每平方公里2只调控”的指标。

人与野猪冲突，究其根源是受生态工程、生态环境恢复、禁猎政策、农地与生态用地界线不清、野猪生存力强且缺少天敌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野猪繁殖力强、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再加上野猪的天敌如虎、豹、熊和狼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少，使得某些地区野猪的种群数量剧增，导致人与野猪接触的几率增加，冲突日益加剧。”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检测中心主任、东北林业大学张伟教授向界面新闻介绍。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学院刘丙万副教授指出，人与野猪冲突的地方往往是野猪活动区，多年来由于经济发展，改变了这些区域土地的用途。人类活动侵占了野猪的生存空间，这是导致野猪出没、与人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10月27日事件中，野猪侵入的线路位于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之间，附近正是野猪频繁出没的紫金山区域。

一篇名为《中国城市的人与野猪冲突成因及启示：以南京为例》的论文提到，从2000年到2022年，南京一共报告了147起野猪破坏事件，人与野猪的冲突可以按照事件数量的增长分为3个阶段：2017年之前，事件数量最多为每年1起；从2017年到2020年，事件数量有所增加，2019年首次超过10起；2020年以后，事件数量显著增加，达到每年20-40起。2021年共发生人野猪冲突事件39起，比上年增长179%。

研究人员发现，离景区距离越近的地方，野猪冲突数量越多，而离山区的距离对野猪冲突事件发生的影响反而较弱，这说明南京作为适合野猪生长的地形条件并非导致人与野猪冲突的主要原因，城市化进程中的建成区扩张，入侵了野猪的栖息地，导致其栖息地碎片化，才是造成人与野猪冲突的主要因素。比如，位于玄武区的中山陵，由于建成区向山区扩张，导致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与旅游区高度重合，从而加剧了人兽冲突。

“人猪鏖战”

“过去，南京地区有狼出没，野猪数量很少。而现在野猪在这里没有天敌，种群数量不断扩张。” 单庆理告诉界面新闻。

面对百万野猪大军，政府部门也在寻求解决方案。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陕西、宁夏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试点各地开始组建狩猎野猪护农队。

近年来，多地探索控制性猎捕野猪方案，催生出一批“野猪猎人”。2024年2月，据媒体报道，江苏有一群“野猪猎人”，会受邀到各地抓捕野猪，单庆理就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员。

单庆理的家乡在东北，也是野猪的主要栖息地之一，有大量猎捕野猪的经验。“我国极少地区，比如四川、湖南有拥有持枪证的专业队伍，使用猎枪猎捕野猪，更常见的方式是利用猎犬进行猎捕。”

俗称“一猪二熊三老虎”，野猪的杀伤力极强。“捕猎野猪极易造成猎犬死伤，不论从成本还是情感来说，都是巨大打击。” 单庆理说，“野猪智力较高，警惕性和报复心理都极强，不管用枪还是用猎犬，逃跑的野猪就很难捉了，也会对猎人造成一定风险。有报复心的野猪，进入人类活动区域后会主动攻击。”

针对野猪习性，单庆理研究出笼捕的方法，经过试点验证，单个点位的野猪猎捕率至少达到70%，有的可以达到100%。这种方法可以无伤且安全地猎捕到野猪，猎捕到的野猪可以经济化利用，比如作为国内特种养殖场的野猪种源或者作为动物饲料。

“不同地区要因地制宜，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去治理野猪问题。” 单庆理介绍，有些南方 地区，比如四川、湖南、贵州一些地区，山多山高林密，周边多是农村，离城市较远，可以用枪猎、网猎、犬猎，笼捕，但一般没有较大的种群，大型围栏的猎捕效率相对较低。而山林周边的城市地区，适合用笼捕，不激怒、干扰野猪，温和且安全。一些单个种群较大的地区，比如甘肃、内蒙、新疆，单个种群可以达到50头以上，适合大型围栏。

事实上，“野猪猎人”难以为继也是这场“人猪大战”的一大困局。“网传我们‘每捕获一头野猪，团队可获得10000元收益’，其实是失实的，我们在句容捕获了32头野猪，合同金额20万。做试点需要车辆、设备、人员，成本较高。” 单庆理说，“当初我们做这个的时候也没想过挣多少钱，别让我们赔上就行。”

杭州建德市野猪猎捕队的相关负责人沈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做这个事基本属于公益性质，猎捕野猪技术难度高，成本也很高，猎捕一头野猪两三千元的政府补贴很难完全覆盖，随之而来的还有管理方面的风险。“目前自己投入还是比较大，主要靠自己的兴趣，但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为了提高狩猎人员的积极性，一些地方也在探索狩猎补偿和劳务补贴机制。《金寨县控制性猎捕野猪工作实施方案》显示，按照禁食野生动物要求，狩猎队猎获的野猪由当地政府按照10元/斤标准进行收购，作为支付狩猎人员的劳务补贴，然后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

“政府长期补贴难以为继，如果无法经济化利用，补贴将成为当地政府长期的经济负担”，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慧建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保护”与“猎捕”如何平衡？

2023年新调整的“三有”名录中，野猪被“除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捕杀，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及我国《刑法》有关规定，野猪仍然受到禁猎区和禁猎期的实际保护，不能随意猎捕。

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发布的《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也强调，要遵循“保护优先”的基本原则，依法、科学调控野猪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积极稳妥解决野生动物种群扩散和致害问题。

但在2021年多个省份开展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工作后，也有地区作出“让步”，延长野猪狩猎期。例如陕西省林业局2021年7月发布通告，将野猪禁猎期由原来的8个月缩短到2个月，由原来每年3月1日至10月31日调整为3月1日至4月30日。

而在此次野猪“肇事”的江苏省，虽然划定了禁猎期，但尚未划定禁猎区。根据《江苏省农林厅关于更换核发狩猎证的通知》（苏农林〔1989〕8号），每年3月1日至11月30日为禁猎期。

“20天前，我向江苏省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咨询禁猎期相关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正在努力制定。” 单庆理说。

今年8月26日，江苏省林业局发布了《关于划定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等禁猎事项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禁猎区内全年禁猎。禁猎区外，哺乳类、鸟类全年禁猎，其他陆生野生动物每年3月1日至11月30日禁猎。”

对于野猪“成灾”，刘丙万向界面新闻介绍，猎捕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怎么在允许捕猎的背景下保证不影响其他野生动物，包括误伤甚至蓄意猎捕其他野生动物，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单庆理就曾在山林中发现猎套，这种早已被国家明令禁止的猎捕工具，不仅会对野生动物造成无差别攻击，也可能会对进入山中的人类造成伤害。“我们也发现过野生动物买卖的问题，甚至有人私拉电网非法狩猎，引起山火。”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所副研究员丁晶晶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南京相关部门已经着手野猪危害防控工作，除南京外，江苏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种群监测工作，为后期野猪危害防控做准备。

人兽冲突如何缓解？丁晶晶认为，可以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山体周边老百姓的收入，从而提升他们对野生动物的容忍度；此外，在城市规划时，也要考虑到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建设，避免生态孤岛，留给野生动物一定的生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