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先生的“重写晚明史”五卷本，洋洋洒洒二百余万言，分别是《晚明大变局》《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王朝的陌路》。全书将万历到崇祯之世（1573年-1644年）71年所涉及的大事全景展现在众人眼前，这些事例彼此勾连，一环套一环，让我们看到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全过程。樊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放宽历史的视野，用全球史眼光看来，没有晚明何来晚清，16世纪开始的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对这一说法，我深表其然，同时也愿意接着樊先生的论述“接着讲”： “晚明大变局”的形象如同一段梦魇，时刻缠绕在二十世纪人们的头脑之中。

镜像里的“晚明”

前不久，我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了《康有为全集》章，发现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里，把清朝“国势的贫弱”归结为沿袭明朝的制度。在《上清帝第四书》里，康有为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至于明世，治法尤密。以八股取士，以年劳累官，务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尽其学……国朝因用明制，故数百年来大臣重镇，不闻他变。”康有为看来，清王朝的危机在于“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谨而畏言兴作”，这一切的“果”都可以上溯到明朝制度的“因”。

到了20世纪初，在革命派、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中，更是掀起了一轮新的“晚明想象”。 正如王汎森在《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一文所说，在清末关于中国未来国家建构的论辩中，明清易代的历史记忆确实曾经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比如，革命党人刊印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和《扬州十日记》等明遗民著作，想要使“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语）；袁世凯更是亲撰《吴三桂》的小册子，攻击孙中山、黄兴借助外援，终将如吴三桂一样导致亡国。更有甚者，在《申报》上撰《明清末造之比较》将明亡之事与晚清之事一一对照。1934年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到“近来的事，其实也未尝比明末更坏，不过交通既广，智识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较的绵密而且辣。”秦燕春所著的《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梳理和分析。秦著的研究大致终结于1918年左右，并没有涉及此后“晚明”形象的变化。

在此后传统史学家的论述里，“晚明”仍旧是不堪回首的历史，那是一个皇帝昏庸、怠惰，大臣腐败无能，党争亡国的时代。1933年，谢国桢出版《晚明史籍考》，他在自序中说：“降及万历天启之时，客魏擅政，门户纷争，横征加派，水旱洊臻，于是农民群聚揭竿而起，清除暴戾，拯救饥寒。奸诡贪婪之徒，为保其统治之势力，开门迎敌，残害手足，清兵铁蹄得以长驱入关，两京不守。”

但在左派学者眼里，他们却看到了“晚明”积极的一面。1934年，嵇文甫出版《晚明思想史论》，在该书开篇，他以浪漫色彩的笔触写道：“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绝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绝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在嵇文甫看来，“晚明”不仅是“宋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还是“中西两方文化接触的开端”，在晚明思想里，蕴含着自由因素，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1942年，面对日寇的铁蹄，朱东润在重庆撰写《张居正大传》，希望以张居正不畏强权的改革精神激励大众，朱东润坦言自己写作的目的“因为在1939年到达重庆以后，我看到当日的国家大势，没有张居正这样的精神是担负不了的。我抛弃了我所眷恋的一切，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人物”。故而在整本书里，张居正被塑造成“为国为民”、不畏强权的改革者，负面评价则一笔带过。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三天。抛开他的影射目的不谈，我们看到，郭沫若在批评崇祯“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的同时，也对崇祯有了一些同情之感，说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可惜，“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建国以后，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又让众多学者关注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土地所有制等问题，力图证明“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1982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这本书以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六个人物的故事为主线，将对制度的评判寓于其中。有趣的是，我们看到黄仁宇在肯定张居正的改革之外，对张居正对权力的迷恋，办事专断、生活豪奢的一面也进行了展现。

直到现在，“晚明”的争论仍旧在自媒体上方兴未艾，甚至演变成了“明粉”和“清黑”意气之争。

20世纪的“晚明史”研究，前期政治色彩浓重，后期又掺杂了过多的情感色彩，真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了。如果不全景还原真实的晚明历史，这样的意气之争还会延续下去。很多人还会拿着史料里的只言片语进行辩驳，这就导致大家缺乏一种连续的视角。有鉴于此，我们现在急需一部真实、客观、详细的晚明史著作，对“晚明”除去脂粉，洗净铅华。《重写晚明史》参考大量史料，以史实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终结20世纪持续不断的论争，你可以说樊先生的观点“有时而可商”，但他所呈现的史料、史实，却是无法绕开的。

深入历史的肌理，追问其所以然

有读者认为，按照樊树志先生对“晚明”时间所做的界定，即万历元年到明朝灭亡（1573年—1644年），晚明仅71年的时间，有必要写一部200余万字的作品么？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如前所述，“晚明大变局”乃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按照王国斌在《大分流》里的说法，在18世纪以前东西方都走向了大体相近的经济发展道路，且西方并无明显的优势，但为何二者分道扬镳？王国斌从生产模式、资源分布、制度差异等角度进行论述（樊先生在第一卷里也有相关评价）。但很多人忽略了王国斌强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即“相对较小的差异能造成重大的历史分流”（“大分流”一词便来自于类似的欧洲古谚）。故而，书写“晚明大变局”必须要深入历史的肌理，看看这些差异是如何在人、环境的变化下逐渐堆积，由量变产生巨变。

无独有偶，日本2020年出版的“岩波中国史”系列丛书中，檀上宽所著的第4卷《陆海的交错》以一整本书来书写明朝，并且提出了“漫长的明末”的观点。这里的“漫长”并非指事件，而是指明朝初年为了解决动乱问题所建立的明初硬性体制——以儒教传统所建立的从上而下统治——崩溃之后，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造成国家被颠覆。该书认为，白银经济、社会风潮变化、城市化等都是对明初体制的蚕食，全书便是用史料去详论这一蚕食的过程。作者在该书最后说：“明朝的兴亡并非只是一个王朝的兴亡。这个时代，亦是宋朝以后诸多问题凝缩在一起的时代。”只不过，这是一本10余万字的小书，很多问题没有详细展开。

《重写晚明史》在详述史实的基础上，樊树志先生还要追问其所以然。

试举两例说明。

在第一卷《晚明大变局》中，樊树志先生以全球史眼光，总结了“晚明大变局”的六个方面：即突破“海禁-朝贡”体制、卷入全球化贸易、繁荣的江南市镇、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文人结社与言论的新气象等。虽然这些议题，前辈学人多有论述，但樊树志先生能以全球史的眼光，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通过史实论述来修正和深化结论。

比如自媒体上讨论较热的“嘉靖大倭寇”的问题。有很多学者，比如林仁川、王守稼、林丽月、山根幸夫、田中健夫等都谈到，“倭寇”中除了日本人之外，也有不少中国人，这似乎成了现在的共识。但樊树志先生并没有满足于这一表面的结论，而是认为，“必须进一步解释真倭与假倭的关系，如果假倭从属于真倭，听从真倭的指挥，那么把这些假倭概称为倭寇，并无不可；假如真倭从属于假倭，听从假倭指挥，那么就不能把假倭一概成为倭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樊树志引用了徐阶与皇帝的奏对，胡宗宪的幕僚茅坤的叙述等原始资料，指出由于海禁过严，商人转而为寇，假倭雇佣真倭来对付官军从而混淆视听。让人惊讶的是，当时人们对这一现象早已洞彻，并提出“禁愈严而寇愈盛”。这也是导致后来开放海禁的直接原因。“隆庆开关”也并非有什么后见之明，实在是对倭寇的剿、抚以失败而告终，财政不堪重负，必须开放海禁。

可见，如果不详细罗列史料进行分析、总结，只是人云亦云，那么彼此的争论只会愈来愈烈。

第二个例子，便是樊树志先生著名的“东林非党论”，关于这一提法，樊树志先生此前曾有专文讨论（《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晚明史》第六章以及《明史十二讲》《明史讲稿》等书都有所论及，但是在第三卷《朝廷与党争》中，樊树志先生对这一问题又详细进行了论及。

明朝究竟亡于东林还是阉党，现在也是自媒体上争论的焦点，考察“东林党”的性质问题就尤为重要，如果“东林非党”，那么这一争论也就失去了意义。

有学者对这一“东林非党”的说法进行反驳（阳正伟《“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认为文秉、夏允彝等继之而起的复社人员都称父辈、前辈为“朋党”，比如吴应箕在《东林末录》就有 “自顾泾阳（顾宪成）削归而朝空林，实东林门户始成”的说法。

樊树志先生分别引述了吴应箕《别邪正》，侯方域的《朋党论》、陈子龙《别邪正（丙子岁作）》等，这些文章无不指出小人是以“朋党”之名攻击君子，背后的原因则是“夫主上居深宫之中，与臣庶隔绝，常恐天下之欺己，而密以为防”，当有小人以“朋党”攻击，皇帝就会“去之而后止”（侯方域《朋党论》）。由此可见，所谓“复社”成员自认“朋党”，实为望文生义。我趁此机会，也读了一下该书，发现吴应箕在该书中，多处反驳门户之说。比如开篇便提到，“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著而受祸为独深”，由此可见，吴应箕本人也并不认同“朋党”，至于上述所引，其实作者引述时人言论。

以“理解之同情”评说史实、人物

《重写晚明史》除了用翔实的史料还原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实之外，也对古人有“同情之理解”，如陈寅恪所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外，编排架构上也匠心独运，鲜活的人物、话语跃然纸上。

印象最深的是樊树志先生在第四卷中，书写崇祯对阉党的清查。崇祯继位之后，面对客氏和魏忠贤遍布满朝的党羽，崇祯皇帝步步为营，以沉稳的姿态给他们造成惶惶不安之感，让他们先动起来，引蛇出洞，然后各个击破。

这部分内容，樊树志先生在《崇祯传》里也有叙述，但两相对比，《重写晚明史》的部分叙述更加精彩，引用资料更为丰富，将魏忠贤惶惶不可终日，如坠五里雾中从而自乱阵脚的窘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崇祯皇帝的评价，樊树志先生的评价也颇为公允，认为他早年励精图治，但无力回天，制度的溃烂也影响了他性格逐渐偏执。

现在微观史学喜欢强调一些具体案例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这当然让我们能够窥见到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减轻历史决定论的色彩。但是，有些微观史学者容易陷入细枝末节，单摆浮搁地看待某一个事件。

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明亡直接原因是崇祯裁撤驿站，导致李自成“失业”，最终揭竿而起，由此证明崇祯举措无当。崇祯为何要裁撤驿站？樊树志先生认为，这一事件恰恰体现崇祯矫枉振颓作风的一件大事。当时驿站贪腐极为严重，很多人把堪合马牌（驿站通行证）私自送给亲朋好友，很多官员还会对驿站敲诈勒索。故而，崇祯为了节省开支，决定裁撤驿站。虽然适得其反，驿站裁撤以失败告终，但我们也能看到当时驿站问题之严重。樊树志先生感叹道，体制内改革的成功与否，有赖于体制自身的支持，也有赖于体制外的呼应。然而，当时的明王朝已病入膏肓，无力挽救。

樊树志先生在该卷中，对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文龙曾据守皮岛（位于辽东、朝鲜、后金之间），多次偷袭后金军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有学者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给予了全盘肯定，民间一些历史学者则为毛文龙正名，认为毛文龙被泼了很多“脏水”。

樊树志先生通过史料还原整个事件过程，发现二人性格都存在缺陷，袁崇焕从自身利益考虑而诛杀毛文龙。袁崇焕曾夸下海口五年复辽，因此必须独揽大权，不能出现西岸此前“经抚不和”，互相掣肘的局面。毛文龙久居皮岛，不听节制，且深受皇帝信任，导致袁崇焕走了一着错棋，直接导致后来“乙巳之变”，皇太极兵临城下。对此，樊树志先生写到：“现代史学家应该不带任何偏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毛文龙致死的真相告诉读者。”

类似发人深省的观点，在书中还有很多。这篇书评所揭示的内容，连冰山一角也算不上。我想起著名历史学者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所说，“当一位历史学家问道：‘为什么布鲁图斯刺死了恺撒？’他的意思是指‘布鲁图斯在想着什么，使得他决心要去刺死恺撒？’这个事件的原因，在他看来，指的是其行动产生了这一事件的那个人的心中的思想；而这并不是这一事件之外的某种东西，它就是事件的内部本身。”

作为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不能只满足于历史记载的打打杀杀，故事的离奇曲折，他们必须花费巨大精力和时间阅读史料，无限趋近于历史的真实，用当时人的视角不断对事件进行“心灵的重演”，努力去理解每个人的抉择，以此得出自己的判断。

樊树志先生的《重写晚明史》做到了这一点，相信在未来，不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明粉”“明黑”的论战，在推进晚明新的研究过程中，都绕不开樊树志先生在书中援引的史料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