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进行大手术或剖腹产时要进行麻醉，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例行公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泰然自若地面对“麻醉”。用澳大利亚作家兼记者凯特·科尔-亚当斯（ Kate Cole-Adams）的话说，“人们经常说，与即将接受的手术相比，更害怕麻醉。高达3/4的手术病人担心可能出现疼痛、无法活动和痛苦，而其他人只是不愿承认罢了”。凯特·科尔-亚当斯（以下简称“作者”）本人也因为需要接受成人特发性脊柱侧弯手术，不得不直面“麻醉”这道关卡，才使得了她踏上了探索之旅，并通过与神经科学家、麻醉师及其他专家的访谈，完成了《麻醉：遗忘之礼和意识之谜》（以下简称《麻醉》）。

《麻醉：遗忘之礼和意识之谜》书封

在人类的医学史上，“麻醉”可谓是一个珍贵的礼物。这种“能够消除疼痛的技术”，让人们得以在无痛状态下接受手术。而在1846年第一例麻醉手术的实例之前，“手术几乎总是令人痛苦的最后选择”。若非如此的话，关羽的“刮骨疗伤”（“太医令为刮骨，羽引刀割臂，徐徐刮骨，酌酒而饮，言笑自若”）恐怕也不会成为流传千古的传奇了。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首先感到好奇的自然是“麻醉”的原理。这一点自然涉及复杂的医学和神经科学内容，好在作者虽然不是医学专业人士，却能通过简洁明了的解释和类比，使这些内容变得容易理解。读者从《麻醉》一书里可以知晓，如今的“麻醉”是几种成分调制后的“鸡尾酒”作用的结果：催眠药使病人失去意识，镇痛药用于控制疼痛，而肌松药（神经肌肉阻断剂）则能防止病人在手术台上动弹。就像作者所说，这更像是“一种潜在致命的催眠饮料”。当然，病人不必为此太过担心，因为“专科麻醉医生要接受12到13年的培训。它们可以让你在几秒钟内入睡，保持这种状态数小时，然后在几分钟内再让你醒来”。总而言之，“实施麻醉是专业技能、同情心和科学的融合”。

若是以此看来，“麻醉”就不存在什么风险了？事实却并非如此。《麻醉》的开篇处，就介绍了一个相反的事例。一位名叫瑞秋·本迈尔的女士在生二胎时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全身麻醉。“她在意识清醒、动弹不得和极度痛苦中经历剖宫产，遭遇了濒死感”，并留下了长久的心理创伤。这就是所谓“术中知晓”（Intraoperative Awareness），即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部分或完全意识到周围环境。根据书中的说法，“现在，尽管我们有了更好的药物和监测手段，高风险手术的术中知晓发生率估计接近1%”。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无视的区区小数。麻醉医生们为此也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书中提到，在2000年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保罗·迈尔斯医生牵头进行了耗资150万美元的国际试验，用以检测麻醉监测仪——脑电双频指数（BIS）。这种仪器的原理就是通过分析大脑的电活动，将病人的麻醉深度保持在理想范围之内。通过BIS的应用，“术中知晓的风险降低了82%”，这就帮助“麻醉医生使用更小剂量的麻醉药物，并缩短了恢复时间”。遗憾的是，BIS并非完全可靠，“它在老年人的准确度较低，对电子干扰敏感，并且曾经多次显示清醒但没有体动的病人实际上是无意识的”。因此，美国医师埃默里·布朗等人进行了另一项研究，揭示了人们在麻醉药物作用下失去和恢复意识时，脑电波的变化。通过这一发现，医生“能够安全地使用更小剂量的麻醉药物，最多可减少75%，尤其是对于年老体弱的病人”。当然，与所有新科技诞生时的情况一样，《麻醉》书里也承认，“这些技术还需要在大型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

实际上，即便解决了“术中知晓”的问题，“麻醉”的谜团仍然没有解开。在手术后对经过一无所知，究竟是因为如同进入梦境一样的无意识状态，“在其间发生的事情在当时可能感觉不到或感觉模糊不清”，还是在手术时有知觉（却动弹不了），在手术后却彻底将以遗忘？而这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在我们被麻醉时发生（或没有发生）的一切，是否会在我们清醒后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它能改变我们在手术后几分钟、几个月甚至几年中的感觉、思维或行为方式吗”——譬如，用通俗的话说，全身麻醉会不会让人变笨？

围绕着这些问题，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系列彼此相关联的试验。首先，是上世纪60年代，南非医生伯纳德·莱文森进行的试验。他对10位外科病人进行了深度麻醉，随后故意伪装出了一个手术危机的场景。结果在一个月后，大多数人或多或少记得手术中的对话与场景，“只有2人说他们什么都不记得”。

病人在手术前被麻醉师麻醉

如果这一试验真实的话，就意味着麻醉并非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但莱文森的试验却引来了巨大争议：没有对照组，有意无意的引导病人的回答……以及最为关键的，“试验表面上看似成功，却无法被复制”——众所周知，对于严肃的科学试验结论而言，“可以复现”是个必须的硬指标。几十年后，被作者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麻醉医生”的美国医师艾德蒙德·I·埃戈尔二世筛选了22位志愿者，意图重复莱文森的试验莱文森的试验，却以失败告终：“即便在催眠状态下，受试者也没有记得这场虚假危机”。对此，莱文森争辩，志愿者与真正的病人不同，“这些志愿者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从真正深刻的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病人，他们是非常复杂的小白鼠”。于是，英国心理学家杰基·安德拉德又做了一次尝试，旨在确认记忆是否真的能在深度麻醉期间被唤醒和重新激活。其结果是“向被麻醉的病人播放单词可以使他们在后续的词条完成测试中选择这些单词的概论提高33%，但这仍然只是一个‘相当微小的数字’”。尽管作者本人的确倾向“病人有时可能会对无意识感知的信息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但作为试验者的安德拉德却还是谨慎地人物，“即使处于麻醉状态，病人的大脑仍可能对这些评论做出反应……这只是一种猜测”。

即便只是猜测，却也颠覆了19世纪以来医学界对麻醉的认知。《麻醉》书中提到，2007年时，一位名叫伊恩·拉塞尔的医师也做了一个试验，他在对病人进行麻醉之后，要求他们再听到自己问话后张开再合拢右手手指，进而用力捏住拉塞尔本人的手指。令人吃惊的是，“他对32名病人进行了测试，其中23人在被问及是否能听到时捏紧了他的手指。”因此，拉塞尔提出，“全身麻醉的定义通常包括手术期间的无意识和免于疼痛，而这种技术无法保证这些要素”。换句话说，麻醉药产生的精神状态，“应该被视为全身失忆或遗忘”。

由于这些新发现，将麻醉无意识视为认知停滞状态（包括记忆和学习在内的高级脑功能都被有效关闭）的传统观点受到了挑战。人们开始尝试将麻醉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尽管麻醉医生似乎是“让人入睡”，而精神分析师则是“让人醒来”，“但两者都对无意识状态保持了最基本的关注，并想知道它们是否共享了同一个潜在过程或机制”。因此，美国的麻醉住院医师乔治·马舒尔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想法，麻醉药并非简单地关闭大脑神经系统，而是“激活了一个系统，将所有不需要和不必要的信息、思想、经验和记忆挡在了意识之外”。这段话的言下之意，似乎就是麻醉的过程，对大脑的功能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只不过，与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医生一样，马舒尔也强调，自己的“想法还不是一个理论，只是他一直再思考的问题”……

而在实际上，纵观《麻醉》全书，作者的不少疑问其实并没有给到明确的答案——医学尚无法给出定论。好在作者行文至尾，终于提到自己顺利完成了脊柱侧弯手术，期间也未出现“术中知晓”的情况。用她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说，就是“我还活着”。这或许也会令一些读者感觉些许释然吧。毕竟，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麻醉：遗忘之礼和意识之谜》称得上是一本可以轻松进入麻醉领域的书籍，同时也能激发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当然，作为“非专业作者”，凯特·科尔-亚当斯的行文似乎也有可以推敲之处。如同译者薄禄龙所言，“作者的文字中透露出一丝神经质和焦虑，喜欢呓语和絮叨，过分沉溺于个人的感受”，《麻醉：遗忘之礼和意识之谜》书中的文字有着大量关于作者本人的个人反思和经历叙述，其中有一些（如梦境的诠释）或许与“无意识”尚有关联，但诸如其祖父在二战中的经历乃至作者个人混乱的感情经历，实在看不出与“麻醉”有什么关系，不免使得全书结构有些散乱。当然，这种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有读者会觉得是增加了文学性和可读性。据说，作为一部非虚构的人文科普著作，《麻醉：遗忘之礼和意识之谜》的英文原著却获得了“Mark and Evette Moran Nib”文学奖，或许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注脚。